就算是最著名的馬拉松賽事，都不能幸免F1的尖嘯：2014年倫敦馬拉松，一位42歲的男子沖線后暈倒在地，搶救無效身亡；2011年10月，35歲的美國人卡文迪斯摔倒在距離芝加哥馬拉松終點不足500米的地方，再也沒有起來；2008年11月，來自巴西的卡洛斯戈麥斯完成紐約馬拉松后感覺不適，雖然立即被送往曼哈頓醫院搶救，可惜為時已晚。在更早些的2002年波士頓馬拉松，為治療白血病和淋巴瘤募捐的辛西婭.盧賽羅跑到35公里補水站，28歲的她4天前剛剛完成博士論文，一杯水喝下后，她頭暈目眩地走了幾步后摔倒在地，結束了剛剛綻放的生命。

　　

　　導致跑步猝死的主要原因是心室纖維顫動（室顫）引發的心臟驟停，預測（或自測）什么樣的跑者、在什么情況下會坐上暗黑F1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。無論比賽前做怎樣的體檢、提交怎樣過五關斬六將的成績證書，都不能保證你的小心臟在這次比賽中肯定沒事兒。那么問題來了，既然我們選擇了跑步這種活法兒，既然我們命中注定要跑過一個又一個馬拉松，怎么才能讓人只榮耀不悲傷呢？在我看來，除了運氣和謹慎，賽事組織者的醫療救護體系是我們最后的指望。

　　

　　破解心臟驟停的不二法門是心肺復蘇術（CPR）。標準的CPR流程，除了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臟按壓，還需要最后關頭逆轉生命的AED。所謂AED，全稱是自動體外除顫器（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），我們在“豪斯醫生”等醫務劇中早就認識了。對心臟驟停患者，只要亮出AED寒光畢射的兩塊電極（看著像兩個電熨斗），要么起死回生，要么無奈惜別。據統計，在心臟驟停1分鐘內開始CPR，成功率超過90%；此后每隔1分鐘，救活率下降10%；8分鐘后患者已經開始腦死亡，10分鐘后幾乎無力回天。這么說來，一旦我們在賽道上大難臨頭，救護人員神兵天降，爭分奪秒開始CPR，在生命最后關頭送來酸爽動人的AED，是每一個跑者對賽事組委會的重托，也是大多數賽事組委會拼命想做到的偉業。

　　

　　想做到不等于能做到。大多數情況下，組委會難以調集足夠數量的AED；就算有了AED，在漫漫42公里賽道上，怎么組合、怎么部署、怎么調配，也是一件讓人頭疼的事。說到AED的任性使用，東京馬拉松（以下簡稱東馬）組委會一定微笑不語。在所謂六大滿貫馬拉松（波倫柏芝紐東）中，東馬的歷史忝列榜尾，但它有一項傲視天下的地方：從來沒有人死在東京賽道上！東馬也因此被稱為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安全的馬拉松賽事。

　　

　　在今年的東京賽道上，我們看到了三種AED部署方式：沿途15個救護站里，AED是標準配置。賽道上，每2公里有兩人一組騎著自行車、背負AED往返巡邏的救援人員，看上去很酷，一共22組44騎。我們一路見得更多的，是兩人一組佇立路邊的BLS現場急救組。他們大多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，身穿醒目服裝，背上是醒目的AED設備，靜靜佇立在路邊，面帶微笑，表情沉靜，沒有鼓掌沒有揮手，面對我們的鏡頭，只是微微躬身示意。他們是賽道邊最沉靜的人，但每一次從他們身邊跑過，都讓人覺得心里踏實。這種沿途設立的現場急救組多達37組，從起點的都廳廣場到36公里的佃大橋每公里1組，36公里后直到終點每800米1組。

　　

　　東馬沿途的75臺AED不是花架子。在2007-2013年東馬期間，有7名跑者出現心臟驟停，使用AED急救6次，成功率100%。2009 年東京馬拉松時，41歲的諧星松村邦洋在14.7公里處突然暈倒，隨后被立即發現（大牌明星倒下想不被發現都難），1 分鐘后使用 AED 除顫儀和心臟按摩，7 分鐘后心跳恢復，10分鐘后救護車抵達，12天后康復出院。

　　

　　日本的公共場所，隨時可以看到AED，大多數情況是放置一個箱子里，上面有明顯的AED標志，類似我們常見的消防栓。日本的中學生和大學生，每年都要接受一兩次急救知識培訓。AED普及到這種程度，東馬組委會做出“發生室顫后3 分鐘內使用 AED，救活成功率70%以上”的自許，也算是靠譜。